统治者仅以严刑峻法治国，驭使百姓，效果不会很好，也不是理想的办法。

体指固有样式，则用指展开样式。虽用心良好，但所引起的后果也是异常严峻的。

从心理学角度看，人们凭借自身的主观想象建立的信仰对象可以对其心理状态和思想认识产生无比强大的作用。英国著名汉学家瑞葛汉（A. C. Graham,1919-1991）曾指出，中国思想家从来不把实在（Being or Reality）与表象（appearance）分开。其四，宗教意义上的本体另一重要特点是事实存在与价值理想不分，它代表个人生命追求的最高目标或终极归宿，因而代表最高价值。这包含着王阳明在体用论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宗教义本体概念（见下节）。这一点，应当是任何人从历史上很容易观察得出来的。

牟说，如果吾人不承认人类这有限存在可有智的直觉，则依康德所说的这种直觉之意义与作用，不但全部中国哲学不可能，即康德本人所讲的全部道德哲学亦全成空话。亚里士多德称本质就是本体（ουσία[ousia]），至少是决定本体的各个项目之一（983a28, 1029b13, etc.）。事实上，从尧舜禹到夏商周是一大变，即从氏族政治变为宗族政治。

这样一来，儒家作为天的代理人的权能就落空了，从而赖以制约皇权的外在超越的天也落空了。而天之所以降下灾异，也是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二是道者，所繇(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这是人道、王道。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他的第三篇对策，谈到政治之道(类似于牟宗三谈政道与治道28)，其中有一句名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往往被人误读。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皇权 董仲舒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影响堪称巨大，因此，无论褒贬，学界对其思想的研究与评论实在不少。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需注意的是：所谓限民，所限制的其实并非民，实际上指豪族、官员乃至皇室。

显然，这里流露出对皇权的崇拜。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这就是董仲舒的义利之辨：以人民之利为君主之义。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其意即《春秋》之意，亦即开头所称的谨案《春秋》之文。又如：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

此外著名学者还有晁公武、欧阳修、楼郁等。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

3《董仲舒传》称：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这是在回答汉武帝的疑问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这里流露出对儒家所推崇的夏商周三代之治的怀疑。31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4页。(一)儒家的政治权能 上述制约关系具有普遍的政治哲学意义，即合乎逻辑地蕴涵着：超越者的代言人应当具有独立于权力者的政治主体性，拥有独立的政治权能。(《周易·系辞上传》)夫乾，确然示人易矣。

1.天道：阴阳 董仲舒论道，有两个层面：一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天道。28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增订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第171页。

(一)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 既然汉武帝自己不满政治现状，承认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混淆)。然后据此批判现实：今世废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

知仁谊，然后重礼节……而他讲成性的意图，则是强调君主的责任，这与他的政治批判密切相关。因此，董仲舒的一个中心命题是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意谓政治之坏、灾异之起，不能怨天，只能尤人，即怪君主自己操持悖谬，具体就是残贼良民以争壤土而不能统理群生等，此灾异所缘而起也。君之义即民之利，民之利即君之义。(《汉书·食货志》)这些政策建议不仅涉及限田、减税缓役，还涉及反对盐铁官营、蓄奴等，其总的宗旨显然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利益。

这个权威只能来自外在于世俗界的神圣界，这就是超越(transcendence)观念。出路只可能有两条：一是改变这种格局。

董仲舒的表述为：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然而，这毕竟是助推了思想专制的趋向。

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这里所谓致是说致圣王之瑞，他说：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董仲舒对策是在西汉元光元年(前134年)，那时汉武帝登基(前141年)不久、刚刚全面掌握实权(前135年)，董仲舒才敢大胆批判现实政治的问题，因为那并不是汉武帝的责任。于是，元朔五年，皇权帝国时代的太学制度建立起来，其对统一思想、巩固帝国制度的意义堪与后来的科举制度相当。汉承秦制，实行皇权帝国制度，政治上的专制大一统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而教化而成则意味着后天，这类似王夫之的观点性日生而日成。

第二次策问的关注点同样是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所谓至尊即皇权的至高尊严。一是适用于公域(publicsphere)的一体之仁，11即博爱或溥爱。

回到《天人三策》，董仲舒性概念的矛盾，可以理解为他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性概念，用他自己的措词来讲，有先天的天性与后天的成性。《庄子·天道》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郭象注：有其道、为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所谓素王自贵也。

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最有趣味的是第三篇对策。